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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大家的农史情——新见莞籍学者容肇祖三通信函
字体大小: 发布日期: 2018-05-29 10:43 责编: 熊小芬

容肇祖1897-1994先生是出生于东莞市一个书香世家的我国当代著名古典哲学家、史学家和民俗学家。我国著名古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容庚的三弟,是我国民俗学研究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陈祖武评价:“容肇祖先生乃二十世纪吾国学坛之巨擘,人格高尚,学术湛深,望重四海学林。”他的著作《明代思想史》被学界誉为“里程碑式著作,断代哲学史的典范”。

2013年,由东莞市莞城图书馆编辑的《容肇祖全集》由齐鲁书店出版,泱泱八卷本,收录了容肇祖在历史学、民俗学、文献学、哲学思想史等领域的著作作品。其“随笔信札卷”收录了容先生往来书信30余通,这个信函收载数量相对容先生留下来的应该说是九牛一毛。诚如担任这套全集的执行编委、东莞政协文史委主任李炳球所说,“《全集》也有遗憾之处,比如,他早期的三篇译作以及他点校整理的著作没有收入,他创作的诗词、书信等也没有收全”。碰巧笔者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档案馆见到三通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容肇祖先生写给时任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教授(1894-1977年)的信函,三函均不见全集所收载,且三信多为治学之言,弥足珍贵。

容肇祖先生出生于广东东莞县,辛树帜先生诞生于湖南临澧县。前者求学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文专业和北京大学哲学专业,后者攻读于武汉大学生物系和德国柏林大学生物专业。一个是文史专家,一个是生物学家。一个大半辈在北京从事文史哲研究,一个大半辈在西北从事高等农业教育和农史研究。是什么因素让两位专业不同的人发生联结?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在一所大学同时工作过,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国立中山大学。共同的校缘让两人相识,共同的爱好让两人成为相互敬重的同事。1927年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停办,容肇祖先生回到广州担任国立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员兼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讲师,并与来校任教的顾颉刚、钟敬文等人,于是年冬天发起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同时创办了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周刊)等刊物。在中大期间,他将其主要精力转向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在民俗学传习班上,讲授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并与杨成志等人赴滇作西南民族的调查。同年冬,正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生物学的辛树帜突然接到当时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和副校长朱家骅发来的电报,约他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盛情难却,他不得不回国,但一心想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的辛树帜不愿从政,故婉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委任,而受聘于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来校后,辛树帜不仅结识了倡导民俗调查研究的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活跃学者,而且也深受民俗学思想影响,并受傅斯年之邀担任“人类学及民族学组”的特约研究员。19285月辛树帜组织第一次瑶山科学考察,稍后又组织了三次瑶山考察。特别是第二次大瑶山考察,攀险岩、穿蓬蒿、钻竹林、斗恶蜂、避山蛭、躲毒蛇。白天,他和他的助教们在山上兴致勃勃地采集动植物标本;晚上,回到山村,在昏暗的油灯下,采集民歌民谣,标注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民风民俗。四次瑶山考察在生物资源调查发现上取得辉煌成绩,采集了标本6万余号,其中鸟类中有60多种是首次发现,亦发掘出许多新属新种,如辛氏鳄蜥、鳄蜥亚科、辛氏美丽鸟、辛氏木、辛氏寄生百合、辛氏铠兰等20多种,揭示了中国南部的动植物宝藏。其次,在瑶俗上也收获颇丰。仅第二次瑶山考察中他们就收集瑶族服饰物品53件,瑶歌197首,对当地风俗习惯作了大量笔记,整理出《瑶山两月视察记》、《正瑶舞歌》、《甲子歌》、《瑶山采集日程》等大量民族民俗资料,并在1928年《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出版“广西瑶山调查专号”。顾颉刚教授称赞瑶山调查“他们不仅在生物学上开一个新记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记录”,“真是一件大功绩”(《广西瑶山调查专号•跋语》)。辛树帜在瑶山生物调查中开展大量民俗文化的调查,反映了他对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所从事的民俗学事业的认可和响应。也正是这种认可奠定了他与容先生一生的友谊和学术交往,不管是在1949年前的抗战内战时,还是在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反右和文革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赞誉“辛辛苦苦,独树一帜”的辛树帜教授执掌西北农学院,在烦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仍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他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意义,故早在1952年,他就在西北农学院倡议成立古农学研究小组。1955年,他参加中央农业部召开的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后,立即在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古农学研究室”,组织石声汉、夏纬瑛、周尧、鄷裕恒、翟允褆等有经验有基础的老师积极开展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自己也带头开展涉农古籍(农业历史文献)整理、果树史和水土保持史的研究工作。其中,由农业史料入手,研究《禹贡》;从农业角度出发,解析经书《易经》。19578月,他在《西北农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阶段性研究成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初稿)》长文;19584月开始在《西北农学院学报》第2期连载《易传的分析》。论文发表后,辛先生将其赠送学界好友,广泛征求意见。于是便有了1958616容先生的回复信函。

树帜先生:

今岁三月承寄大作有关“禹贡”的考证论文,由北京市文史馆转来,正想细读,提出意见,然后答复,整风中诸事多忙,忽忽数月,没有复书,至为抱歉。

近承寄大作《易传的分析》一篇,亦寄文史馆,弟没有去过北京市文史馆,前因有熟人转寄。这次来件放在邮局招领件中,由历史三所卞孝宣先生见而转寄,几致遗失,至罪。

弟在北京市西郊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在研究宋明哲学史。上古史的研究久已放下,先生老而益壮,研究深细,至为钦佩。得读大作,精神爽朗。询及弟旧作《月令的来源考》,这文在《燕京学报》第十八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版),不值得一看,文中认为月令出于鄹子,证据不够,也自悔其少作。

大作甚好,惟解“十二度”应为“十二律”,不敢同意。史记“位、度、节”都关天文方位,节气也和方位相关。度解作钟律,似属牵强?但弟对天文不懂,戴震有《续天文略》,《续通志天文略》即从戴出,似可参考。粗疏之见,想必一笑置之。

匆上,即致

敬礼

弟容肇祖上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

从容先生回信来看,当时辛先生对容先生1949年后的状况,特别是19567月调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之事并不太了解,故二次误寄到北京市文史馆。好在当时风气好,第一次被馆中熟人转寄到中科院哲学所;第二次所寄虽被“放在邮局招领件中”,但恰巧为中科院近代史所(即历史三所)的卞孝萱发现并转寄至容先生。信中的卞孝宣的“宣”当为“萱”字笔误。卞孝萱是我国著名文史学家(1924-2009),年青时自学成才,因发表了一批近代史学术文章,为范文渊、金毓黻等大家所看重。1956年被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此件小事,亦足见其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容先生在回信中除简单介绍自己近况外,对辛文也予以了好评,“先生老而益壮,研究深细,至为钦佩”。而“得读大作,精神爽朗”一句,恐不是客套语,联系到当时的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以及研究领域由熟稔的上古史转入中古思想史,因整风运动因绷紧的大脑见到久违的古史研究之作,其精神愉快可以理解,“精神爽朗”当是其心情的真实反映。在肯定“大作甚好”同时,容先生反对论文《易传的分析》中所提出的阴阳家“十二度”应为“十二律”的观点,认为“不敢同意”,“度解作钟律,似属牵强”。建议辛先生参考戴震的《续天文略》。对朋友大作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拿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反映了容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认真、严谨、直率和学识,而信中对自己早年的成果的评价,也体现了容先生的谦虚态度。

辛先生惠寄的第二封信函中,提出因研究需要借阅容先生1935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月令的来源考》旧文,于是,又有了9天后的容先生的第二封信。

树帜先生:

奉教,敬审一一,我在所内中国哲学史组,跃进计划以后,始决定出哲学词典,在明年国庆前写成,作为献礼。又在五年计划内写多卷本中国哲学史,我担任宋元明清部分。以前都没动笔,跃进计划中才始决定的。

《月令的来源考》寄上,不足观,但只剩这一本,望阅毕指正并寄还为幸。禹贡没有研究,所内尚有一些,今译要完成,词典又要计划中,哲学史研究又在词典之后,不易作其它研究了,并闻。

匆复,即致

敬礼

弟容肇祖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从信中可知容先生对辛先生的借阅还是非常重视,迅速找出旧作寄去。由于当时复印、扫描还不普及,甚至还没有应用,故容先生对手中的这个孤本还是十分珍惜,信中特别要求“阅毕指正并寄还为幸”。在这封信中,我们还可从容先生的叙述感受到大跃进的氛围,“跃进计划以后,始决定出哲学词典,在明年国庆前写成,作为献礼。又在五年计划内写多卷本中国哲学史,我担任宋元明清部分。以前都没动笔,跃进计划中才始决定的”、“今译要完成,词典又要计划中,哲学史研究又在词典之后,不易作其它研究了”。看来,放卫星之举,学术研究机关也不能幸免。尽管此时“不易作其它研究”,但容先生在参与集体项目同时,完成并出版了《李贽年谱》〈三联书店,1957年)、《何心隐集》整理本(中华书局,1960年)等个人研究著述。

辛先生对于容先生的建议和惠寄论文心存感激,铭记在心。1964年其大作《禹贡新解》出版,特在书中致谢。“承陈叔通、陈垣、陶孟和、陈寅恪、尹赞勋、薜培元、胡先骕、陈嵘、周建侯、任美锷、叶汇、王恭睦、史念海、杨浪明、古直、董爽秋、周谷城、郑鹤声、乐天宇、魏应麒、尹世積、熊伯蘅、薜良叔老师、齐坚如、王毓瑚、梁家勉、游修龄、何观州、王树民、陈恩风、郁士元、傅角今、胡厚宣、吴印禅、李平心、杨钟健、容肇祖、谷苞、蔁熊、张作人、朱洗、路葆清、黄季壮、陈恒力、杜竹铭诸先生关怀或赐书鼓励,谨此致谢!”(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95-96页)

第三封写于文革后期。“文革”期间,容先生先后被下放到河南省息县、明港等地“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形势趋于稳定,76岁的他才调回北京哲学研究所,但他几十年所积累的资料和写下的文稿,如《明清哲学史稿》、《李赞传》、《中国目录学大纲》等专著初稿已在浩劫中荡然无存。对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因此,当他收到辛先生的来信,看到西农拟定农史研究计划和整理成果,似乎看到希望,心中学术之火燃起,所以回信的话也多了。

树帜先生:

承寄《西北农学院研究古农学工作计划》并石声汉教授遗著《中国古代农书概说》。得悉先生近状无恙,努力不已,至佩至慰。弟于古农书,很少研究,希望先生等早日校订整理,对研究我国农业发展,裨益很大。

关中地区即古中国的行政中心区域,近来考古工作在长安一带发现较多。如关于古墓中的粮食、作物等的发现,明器中农器的样式,亦可帮助研究。关于农业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关系密切,在甲骨文和铜器文字中有少关于米、麦、稻、粱等字,考古中也有茧、蚕、牛、水牛等,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农业当已存在,后来奴隶社会农业更有发展,如何在古文字、古书本中搜集材料,如王亥作服牛,是从事农业或者从事驾车,这是值得研究的。故此甲骨文中的卜“有年”和《易》经中的一些文句,以及《禹贡》、《洪范》中不少事例,可研究的不少。汉朝以后,《史》、《汉》偶有叙述。到了胜之以后,才有成书。《齐民要术》是北中国黄河流域的农书,以后据流传下来的便更有可稽考了。我很希望先生大力领导,进行“中国农业发展史”的研究,不必先区区限于西北的地区。

关于医药方面,中国传说中的神农,一方面是农业的始祖,另一方面又是医药学的老祖宗。如本草和医药中的植物,关系农业很大,希望大力注意本草这个支流。后来集大成的《本草纲目》,石教授书中没有谈到,甚为可惜。其实《本草》等一些书,比如《花镜》等价值较高,不审以为如何?

标点《通鉴》是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搞史书,不会再有人这样去做了,新的体裁,新的方法,当更有新的创作,不会续读,陈陈相因也。

关于印行石教授的书,有些图可以补入的,如《天工开物》和《农政全书》较好的、较进步的图,是否可以示例补入,望考虑,匆匆不尽……

即颂

健康!

弟肇祖上

五月十五日

关于这封信,有少许笔误要订正。第7行“在甲骨文和铜器文字中有少关于米、麦、稻、粱等字”句中“少”字前应有漏字;第19行“不会再有人这样去须做了”句,“须”当为衍字。此信日期落款只有月日,没有年份,档案馆整理者将其定为1977年,误!当在1973年,因为就笔者所见,胡耀邦、梁家勉、王毓瑚等收到《西北农学院研究古农学工作计划》和《中国古代农书概说》后给辛先生回信的时间落款都是1973年,尤其胡、王两位回信还是5月,与信中日期同月。

虽然容先生谦虚,信中说“弟于古农书,很少研究”,但从其信中对农史资料的信手拈来,对农业发展历程的描述,以及对石声汉先生著作的建议,可以看出他对农史颇为重视,长期留心,多有思考,也有自己的想法。其中“进行‘中国农业发展史’的研究,不必先区区限于西北的地区”,反映他具备全局观,重视整体性;而他对《本草纲目》的重视,建议作为农书介绍,既有基于医食同源的认识,更是他对古代本草、植物著作中丰富内容的深度了解;再对石著《中国古代农书概说》增加插图的提议,也很有参考价值,可以方便读者的理解和掌握,增强可读性。

信中所言“标点《通鉴》”,是指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顾颉刚先生的领导下,和其它同志共同标点《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古籍之事,其中《续资治通鉴》为容先生独力完成。信中“现在搞史书,不会再有人这样去做了”的感叹,当是对“文革”中真正学术研究遭到践踏、摧残的不满情绪的不自觉的流露。故“文革”结束后,年过八秩的容老乃老骥伏枥,埋头治学,整理出版了《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吴延翰》标点本(中华书局,1984年)、《崇正辩斐然集》点校本(中华书局,1993);发表《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等研究文章。继续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容肇祖三封信函展现了20世纪二位中国一流学者的学术交流与真挚友谊。感受那个时代学人之间的朴素感情,豁达心胸,以及身处逆境仍自强不息的坚毅卓绝的精神和清正高洁的品格;看到一个文史大家的农史认识和浓浓农史情。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 倪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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